金豆子文斋

上周，华尔街谈论的可能是沪市暴跌，但是走过很多街区，来到住宅区——在那里上下班交通运行的车辆会给没经验的行人让路——另一组与中国相关的数据也正成为新闻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(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)的春季时装学院展“中国：镜花水月”(China: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)正获得轰动影响。该展览还有一周结束。

截至上周五（8月28日）上午，这场展览的参观人次达到73.5万。展览还将持续一周，于9月7日结束，在最后的周五和周六，参观时间延长至午夜。它已经取代“亚历山大·麦昆：野性之美”(Alexander McQueen: Savage Beauty)——参观人次为66.1509万——成为该博物馆时装学院史上参观人次最多的展览。它还挤进了该博物馆的十大最受欢迎展览之列，目前名列第七，名次还可能上升。其他参观人次超过70万的展览有《蒙娜丽莎》(Mona Lisa, 1963)、《印象派起源》(Origins of Impressionism, 1995)和《毕加索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》(Picasso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, 2010)。

服装学院的策展人安德鲁·博尔顿(Andrew Bolton)是这场展览的组织者。他说，观众意见箱里的正面评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（“通常人们用它来发泄不满，”他说，“往往是关于灯光或指示牌”）。

不管以何种客观标准衡量，它都将成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最成功的时装展。问题是：为什么？

“坦白地说，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，”博尔顿说，“我以为观众的反应会两极化。我们预计会有约50万观众。我从未想到反响会如此之大。”

“没人想到它会超过麦昆，”马克斯韦尔·K·赫恩(Maxwell K. Hearn)说。他是亚洲艺术部的道格拉斯·狄龙(Douglas Dillon)主席，协助博尔顿策划了这场展览。展览在三层的亚洲艺术馆、二层的一些埃及展厅和一层的安娜·温图尔服装中心(Anna Wintour Costume Center)举办。

我也没料到。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这场展览（它集奢华、奇思妙想和所蕴含的意义于一体，具有强烈的视觉吸引力），而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志性的、吸引人的东西，能把所谓的高端文化的冥思，转变为广泛的属于流行文化的时刻。

毕竟，就像博尔顿说的，光看展览的名字，你不会一下子明白它是讲什 么的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：普遍幻想中的中国与西方设计师想象力的交汇方式）。这个主题本身很容易遭到批评，因为有些人认为它会助长人们对东方的固有观念 （如今这种观念正遭受质疑）。你也不能把展览的成功完全归功于它的规模（迄今为止最大的）或持续时间，因为规模大、时间长不一定吸引人。

这场展览也没有八卦元素——麦昆展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此。那场展览 是在这位设计师自杀后一年举办的，而且在展览前几天，凯特·米德尔顿(Kate Middleton)身穿萨拉·伯顿(Sarah Burton)设计的亚历山大·麦昆礼服嫁给了威廉王子(Prince William)。

公平地讲，展览中使用了很多吸引人眼球的多媒体，让展览具有强烈的 时代感和历史感。其中还包括一向受欢迎的媒体形式——电影，比如《花样年华》。该片的编剧兼导演王家卫是这场展览的艺术总监。展览中还有《末代皇帝》 (The Last Emperor)和《苏丝黄的世界》(The World of Suzie Wong)等影片的很多片段。

不过，王家卫是一位独立导演，并非家喻户晓。2012年时装学院的 “夏帕瑞丽和普拉达：不可能的对话”展(Schiaparelli and Prada: Impossible Conversations)聘请出名得多的好莱坞导演巴兹·吕尔曼(Baz Luhrmann)担任创意顾问，但那次展览没这么热门。

5月份，第一次去看展览时，我感到震惊，因为与古董放在一起时，服 装显得轻率肤浅。不管那些服装有多美——我还记得汤姆·福特(Tom Ford)为伊夫·圣罗兰(Yves Saint Laurent)设计的宝塔系列在秀台上的震撼效果，也曾被亚历山大·麦昆连衣裙上身的青花瓷碎片图案迷倒——但是在灵感来源面前，它们黯然失色，部分原 因是古董拥有富于创意的完整性，而那些衣服则往往浮于表面。

对亚洲艺术来说，这是好事，因为它能让你重新审视那些东西，它们原本可能只是作为背景的瓷器，不一定能成为服 装。我最喜欢“小佛陀展厅”，这绝非偶然。那个展厅的中心是中国设计师郭培设计的一件巨大的金色连衣裙，周围是很多陶制佛像。蕾哈娜(Rihanna)在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晚宴开场穿的煎饼裙就是郭培设计的。

很可能，我更多的是为这场展览揭露了时装想象力的肤浅（这的确是这场展览的意义之一）而感到不满，而不是对展览本身不满。就像霍兰德·科特(Holland Cotter)在评论中写的，“这两个门类的区别遭到太过频繁的彰显。”

结果发现，在拉动票房方面，评论远比不上口碑。“我称它为《哈利·波特》(Harry Potter)效应，”博尔顿说。

“中国”这个词具有神奇的魔力。赫恩说，“中国游客经常想看看西方博物馆是如何展示中国的。”这场展览40%的观众来自国外，从6月份起，外国观众中有14%来自中国，中国人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海外观众中最大的群体。直到不久前，中国也是西方设计师品牌最赚钱的市场之一。

的确，当愤世嫉俗的我第一次听说展览的名字时，我怀疑它是一场意在 吸金的精心算计的展览。我逼问博尔顿时，他声称“我们从未想过参观人数”，不过他确实说过，“我想举办与当代文化相关、能引起当代人共鸣的展览”。两者之 间的差别有点可疑（你说清单体文章是为了与文化共鸣还是为了增加点击量？有区别吗？），不过，毋庸置疑，中国已成为很多话题的热点，从好莱坞、金融、旅游 到电子商务等各个领域。

不管怎样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很快意识到，它最初预测的数字将被超越，所以6月底，博物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·P·坎贝尔(Thomas P. Campbell)决定把展览延长三周。这是第二个获得延期的时装学院展览（麦昆展开了先例）。

“我们就像真菌感染，”博尔顿说，“开始很小，后来占据了整个博物馆。”

展览的成功给策展人带来了另一个问题：以后的展览如何超越它。

博尔顿承认这是个挑战。他说，在麦昆展后，为了更好地应对人们的期 待，他和哈罗德·科达(Harold Koda)策划了两场更“安静、更诗意的”展览：一个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（夏帕瑞丽和普拉达[Schiaparelli and Prada]），另一个是用辩论的方法审视查尔斯·詹姆斯(Charles James)。

尽管如此，博尔顿还是有一个雄心勃勃的愿望清单。受到美洲馆里伊迪丝·沃顿(Edith Wharton)和亨利·詹姆斯(Henry James)的肖像的启发，他想在他们之间展开一场对话，探讨美国男装传统与家具和声音的关系。另外，他真的想与埃及馆合作。

毕竟，该博物馆最大的展览是1979年的“图坦卡蒙的宝藏”(Treasures of Tutankhamun)，吸引了超过100万观众。你自己比较一下。|到《纽约时报》阅读更过精彩文章。|